来源：12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
作者：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、李平
与国内其他“明星村”相比，航民村更像一位卸妆的名角：虽低调而谦和，却难掩浙江首富村的王者风范。
这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、户籍人口1275人的村庄，不包括个人家庭财产在内，全村人均占有净资产超过75万美元，比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国家还高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各地“明星村”的致富故事大同小异，多是“政策+能人+集体经济”的经典脚本，航民村也不例外。
俗话说，赚钱不易，分钱更难。这个萧绍平原上“全村没有暴发户，家家都是富裕户”的村庄，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独辟蹊径，走出一条差别化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亿体育）董事长朱重庆形象地说，我们既有村民共享的“大锅”，更有干事创业的“鸳鸯锅”，这样路子才越走越宽。
对于记者“共同富裕是否完成”的追问，这位年届七旬的“领头雁”轻轻摆手：“有很多难关要过，不少新东西要学。”他语调平缓，丝毫没有曾问鼎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气派。
时间从来不语，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。30年前，不少城里人来航民村给农民打工；30年后，航民村的农民都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东。
航坞山下，共同富裕的旋律早已响起，先富起来的航民人，举起“富了口袋富脑袋”的旗帜，打造差别化共同富裕升级版，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再探新路。
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，隶属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，是浙江省最富裕的村庄之一。
深秋时节，走进田园广场50亩稻田中央——白色穹顶下600多平方米的空场，是村民喝茶聊天、休闲锻炼的好去处。
环顾稻浪金黄的田野，一排排三层楼高的别墅群、热闹繁华的商业街，令人惊叹还有这么富裕的村庄。
村民朱建生指着眼前的稻田说：“我们吃的、住的都不比城里人差，出门还能看到田园风光，你说航民村农民幸福不？”笑谈间，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。
村委会主任陈国庆扳着指头算得更清楚，村民靠劳动收入和股权分红，都住上了庭院式楼房和别墅，人均居住面积超过100平方米，家庭轿车拥有率90%以上。去年，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7.6万元。
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免费教育，上大学还享受奖学金和生活补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航民人从产房到墓地都有福利保障。
“每个村民一年领取3000元的福利费，到退休年龄后福利费翻倍。”陈国庆补充说，对村里未缴纳社保的老人，按每月1500元或2148元的标准发放养老金。
据《航民村志》记载，相传越王勾践曾采石于此，在钱塘江边修建船坞，先民遂称附近山丘为航坞山，聚居地亦得名“航民村”。
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这里是一个倒挂户多、缺粮户多、未婚大龄青年多的“三多村”，人均年收入仅148元。
“那时候，人均不到半亩田，大多住的都是土坯房，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。”今年70岁的村民沈炳荣回忆道。
航民村的“硬核”致富故事，从1979年创办漂染厂开始。
“靠村里东拼西凑的6万元钱，外加6万元信用社借款，办起了村里第一家集体企业——萧山漂染厂。仅3年时间，利润突破100万元。”朱重庆作为第一任厂长，成了航民村的致富带头人。
他们没有沾沾自喜，而是探索“养鸡生蛋”：将利润15%留作村用，85%用于扩大再生产，先后成立织布厂、染料化工厂。
从1987年起，航民村印染企业挺进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，在广东顺德、辽宁海城等地布局建厂，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“我们围绕缺什么补什么，又相继办起了热电厂、纺丝厂、海运物流等上下游产业链。”华亿体育副总经理高天相介绍说，航民村共拥有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28家，企业职工1.2万余人。
1998年，华亿体育联合万向集团、杭钢集团等6家企业，共同成立由华亿体育控股的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航民股份）。2004年8月，航民股份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
如今，华亿体育旗下的6家印染公司，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纺织印染基地之一；黄金饰品年加工产能达到80吨，位居全国第三。纺织印染与黄金首饰的双主业格局，占集团年度总利润的73%左右。
截至2021年底，华亿体育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4亿元，销售收入近152亿元，实现利润9.7亿元。
航民村工业园区夜景。陈国龙摄
早就听说航民村人人都有股权证书，亲眼看到这个被村民喻为“会下金蛋的母鸡”，还是在退休的创业元老沈宝璋家里。
这本红色封面的证书上，印着“投资权证”几个烫金大字。里面还详细记录每一次配股时间和额度。作为村委会颁发的股权凭证，它奠定了全村人共同富裕的根基。
如果说，当年创办漂染厂是航民人“做大蛋糕”的转折点，翌年的利润分配便成了他们“切分蛋糕”的平行线。
据朱重庆回忆，当年扣除本金后还剩2万元利润，村里决定给四个生产队各5000元分红。“集体企业赚钱了，得先给老百姓一些油水，他们也盼着尝尝肉的香味。”他早就吃透了乡亲们的心思。
随着村办企业越做越大，资金积累越来越多。1998年，航民村集体净资产高达3.25亿元，一跃成为浙江的“首富村”。
彼时，各地都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。一些口袋刚鼓起来的航民村民，心思也跟着多起来：“都说集体经济人人有份，却又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看得见摸不着，啥时候能像太阳一样温暖千家万户呢？”
朱重庆、沈宝璋等几位村干部带队，花费一年多时间反复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，最终确定将56%净资产交由村集体控股，剩下44%量化到个人的股改方案。
谈起这段集体产权改革历程，朱重庆打开了话匣子，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当年游说村民的“桃论”——
假设一棵桃树上结了10个桃子，应该分给“土地公公”4个，没有土地种桃树，别的都无从谈起，这个“土地公公”就是村民；还有4个桃子分给劳动者，没有他们辛勤浇水、施肥和养护，也不会结桃子，这些人就是企业职工；剩下两个桃子是管理和技术人员的，从选种、嫁接、剪枝到采摘，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和付出。
这个通俗易懂的分桃方法，就是村龄占40%、工龄占40%和管理占20%的二次量化分配比例，确保航民村人人有股份，个个是股东。“这么多年了，老百姓仍然觉得这个方案过硬。”朱重庆回忆道。
大队会计出身的朱重庆，喜欢用核算工分的老办法，向村里人解释股权由来：“口粮”是村龄股，航民村人人都有份；“劳力”是工龄股，在厂职工才算数；“肥料”是贡献量，按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职务职级评定。
为避免平均配股和免费赠股的弊端，他们对3.25亿元净资产按1元1股进行量化，其中44%部分按“买一赠三”优惠给1500名村民和企业干部，股权认购率达到99.86%，募集资金3580万元。
“当时社会上也有非议，指责说村民持股就是转私。”沈宝璋追忆产权制度改革时的压力，“我们就坚持两条，一是村干部不能多吃多占，要对老百姓公平；二是要起到凝聚人心，促进发展的作用。”
村民朱建生今年60岁，是村办企业的中层干部，村龄、工龄和贡献量股权都叠加认购过，每年能拿到个人股权分红4.3万元。
“我们两口子最近一次配股，把额度都让给两个女儿买了。”朱建生一家6口人，共有119.84万股，每年股权分红10.78万元。
从1999年至今，按照5年一次配股原则，航民村进行了5次配股，共筹集认购资金1.6552亿元，累计分红3.85亿元。自2006年后，村集体股权下降为51%，村民持股比例升为49%。
李林达2002年入职华亿体育，是一名非航民籍的集团部门负责人。他曾四次参与配股，认购19.61万股，每年分红1.76万元。
“如果我一直工作到退休，子女可以继承股权；若提前离开华亿体育，公司会按原价回收股份。”他不无自豪地坦言。
目前，村民人均持有内部股权19.21万股，人均年分红1.7万元。360名非航民籍企业干部，共持有3327万股。
纵观航民村“以工带富、联股联心、上市发展”的共同富裕之路，可以说既是干出来的，也是“分”出来的。
航民村农业机械化收割。陈国龙摄
记者30年前第一次来航民村，看到不少城里人到村里打工，顿时脑洞大开。再听到朱重庆讲话中列举村民享受的各种福利，更是羡慕不已。
彼时，朱重庆刚荣膺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。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，对航民村福利之好都交口称赞。
然而，福利的“大锅饭”也带来新挑战：村里给每家安装一部免费电话，有人专打收费的声讯台点歌，一天花掉几十元；他们为每户接通免费自来水，有人开着水龙头聊天，浪费一点都不心疼。
目睹这些弊端后，村里注重改善福利分配机制，从“免费制”向“分餐制”、实物化向货币化转变，在村民中大力倡导“基本生活靠集体，发家致富靠个人”的奋斗观念。
对集体产权进行量化改革，无异于是对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。如今，村民的福利支出主要来自集体股权分红。
据陈国庆透露，村里每年可从华亿体育获得5000万元左右的股权分红，2500万元用于村民发放各种福利补贴，2500万元用于村集体建设和保障村两委运行。
去年，大学毕业生徐庆虹回村参加工作。当年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村里奖励一万元奖学金，每年还报销8000元学费，发放2400元生活补贴。
“大学期间，靠村里各类补助和学校的奖学金，我基本没向家里要过钱，室友都对我们村的福利羡慕不已。”徐庆虹回忆说。
据统计，全村已有200多名大学生接受村里资助，但像徐庆虹一样回乡的并不多。
几年前，沈炳荣和村民一起到国外旅游，日子过得滋润。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上分红、福利费，一年收入10多万元。
“我们不光有村民共享的‘大锅’，更要有干事创业的‘鸳鸯锅’。”朱重庆深有感触地说，整个集团约有300多个村民在岗，收入都按企业效益和工作业绩发放。
2008年前，村民张迪飞在浙江一家外贸企业工作。因外贸形势变化，决定回老家，现在热电公司负责仓储管理工作。
“企业中层干部一年收入三四十万元，普通职工在效益好的企业，全年收入也不过八九万元，整体不高。”全年5万多元工资收入的张迪飞，薪酬满意度并不高。朱建生也反映说：“同在华亿体育下属企业，职工与职工之间，尤其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，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。”
此前，他曾在航民纺丝厂工作，还当过质量管理科经理。由于企业效益不佳，一年收入五六万元，“兄弟企业同层次的管理人员，有的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元”。
“这些年没攒到什么钱，一直没在萧山城区购买商品房。”说这话时，朱建生流露出些许落寞的神情。
航民村田园广场。陈国龙摄
记者在航民村蹲点调研期间，正赶上钱塘江观潮的最好时节。
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在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看来，这个号称“世界三大潮汐”的天下奇观更像是一个隐喻。
走在华灯初上的航民村街头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被村民们抽象过的太阳、月亮等词汇，联想到不远处日月合力澎湃而来的钱塘潮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抬眼望去，已是群星璀璨，若隐若现……
生活富裕和产业兴盛固然重要，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航民村还需要寻找新的引潮力。
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，日新月异的航民村已脱胎换骨：农村与城市的界限正在模糊中消失。村庄变社区、村民变市民的现代化进程已成为大势所趋，仅剩如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了。
航民村村貌。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令老一辈航民人困惑的是，村里长大的孩子们并不愿意回来，除了就业机会与所学专业不匹配外，按部就班的传统产业、单调而安逸的乡村生活，根本无法拴住年轻人向往外部世界的雄心。
“现在村里企业招工，很难招到本村的年轻人！”受访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证实。
如今已被城市包围的航民村，面临产业发展受限的难题：公司印染、热电等产业已达到产能极限，很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，只能通过多元投资布局来弥补。
高天相坦言：“我们印染和热电企业的利润，占整个集团六成还多。为了破解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，除了打造黄金饰品加工业，我们还投资一些新能源、高科技企业等。”
在瓜沥镇原党委书记李国平看来，航民村的整体建设与城市无异，但仍沿用农村的管理体制，已经遇到农民变市民、工业园区腾挪发展的问题。瓜沥镇要继续发展，也面临土地制约的问题。
“政府方面考虑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区块，为航民村谋划750亩的产业腾挪地，”李国平说出政府的打算，并设想镇里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土地来搞开发，一部分留给航民村发展新兴产业。
除了外部的转型困扰，航民村内部改革也迫在眉睫。由于集体产权制度约束，他们在投资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压力。
“有时筛选项目宁愿错过，也不愿错投，集体资产我们不敢亏，也亏不起。这也是看不见的损失。”朱重庆坦言，这也是航民村产值和利润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。
村民个人持有的内部股权，只有收益，没法交易。他们原来考虑村民退休后，可以内部转让部分股权，随着年龄增长扩大转让比例。后来因为涉及个人所得税，又要核定净收益，所以没有真正实施。
“航民村资本和产业已经走向全国，村民股权自由流转和处置方面有待改革，是决定航民未来发展的关键。”高天相说。
全面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扩大村民持股比例，推进股权自由交易，让每个村民都变成权责一致的投资人。他们从看到月光、得到阳光到满天星光，或许这一变化将成为航民村高水平共同富裕的转折点和引潮力。
秉持“做大做强不做空，创业创新不闯祸”原则的航民村，至今有30亿元的资金趴在账上。2015年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年产值200亿元、利润12亿元的发展愿景，至今仍未实现。
“航民村的政策不能几十年不变，未来如何将死的股权变成活的资本，正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。”朱重庆的神情凝重起来。
李国平的父亲曾任华亿体育下属企业负责人，他自称是半个航民村子弟。对如何处理集团公司与航民村委会的关系问题，他也有更清醒的认识：不能“企业大党委、航民小村委”，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党建，将这种格局改变过来。
群众对干部最重要的是信任，这种信任也随着年轻一代村民的成长而变化。“航民村创业40多年，老百姓对朱重庆很放心，等他退休了，还会不会这么放心？我们也不敢保证。”陈国庆说。
面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，朱重庆缓慢而有力地说：“未来，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。好比一个鸡蛋，从外面打破的是死亡，而从里面打破的是新生。我们不能赢了对手，却输给时代！”
